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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达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多数国家，对资本流动仍旧有若干的管理。

但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股市、债市、楼市与期市的泡沫起伏相继，已经很明显的是实体资产泡沫了。发达国家的企业是因为没钱才陷入生存困境吗？当然不是。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3大股指2008~2016年，都比07危机前上涨了60%左右，地价也接近了危机前的水平，还有美国的国债发行在危机后翻了一番还多，从10万亿美元增加到20万亿美元。我们先来看日本资产泡沫的形成原因。至于中国，虽然距离完成工业化还有相当长的时日，但国内储蓄过剩，经济长期依赖出口，在07危机爆发后世界贸易显著萎缩，导致国内产品无出路，实体经济失去盈利空间，才迫使产业资本脱实向虚。我在此想强调的是，危机必然会导致中国外需的进一步大紧缩，因此开拓内需才是保证中国不受外部新危机冲击的根本办法。第四，货币当局决不能认为，管住货币就可以放开创新和监管，在源头就管住各类资产泡沫的滋生，远比出了事再收更重要。

如果能够用资本的负回报率很好的解释负利率，那么QE会与通缩并存就不难理解了。这是因为，在07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内部需求都发生了急剧紧缩，使相当一部分实体企业不得不靠负债度日。从企业生命周期看，新经济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也有不同的投融资服务需求。

具体来说，比如说医药，许多医药企业在快速扩张阶段，继续资本投入，但是这个阶段往往既没有盈利，也没有收入和现金流，究竟是否可以调整一下上市门槛，来满足这一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总而言之，要识别出现在市场上不同行业的新经济企业的独特的、还没有被现有的金融体系充分覆盖到的融资需求，然后对照看看是否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来满足他们的融资诉求，这是当前促进新经济发展大背景下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支持新经济方面，香港资本市场就一度是滞后的，香港市场的投资者长期偏爱稳健的、有充足现金流的公司，这种相对传统的投资理念，不利于吸引新经济公司。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市场对于基础设施+房地产的传统增长模式，已经意识到难以持续。在中国市场上，七到十年可能就算比较长的了，通常投资人希望更快有回报，这个差距也十分显著。

更值得期待的是，香港市场如果可以吸引一大批不同行业的优秀的新经济公司上市，就可以形成一个在亚洲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围绕新经济公司的融资和定价的生态圈，具体来说，就是形成一个从创业者、初期的投资者、分析师、到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等的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一点实际是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亚洲市场都非常欠缺的。过去六七年旧经济的回落，换个角度看，也是为新经济的扩张提供了资源。

在资本市场上，还有一部分有强烈融资需求的公司，根据现有的上市条例，还难以进入资本市场的大门，是否可以在平衡投资者保护的前提下，扩大资本市场可以覆盖到的新经济公司的范围？也就是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图表上，把资本市场和上市可以覆盖到的新经济公司，范围能更扩大一些，或者说，是否可以把上市的门槛往生命周期的左边再移动一下？具体来说，针对一些特定行业的新经济的特定融资诉求，是否也有可以改动的可能性，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新经济公司的融资特点，并相应采取制度创新的举措。这段时间以来，各种各样的投资机构对于新经济的上市融资、以及前一阶段的创新板咨询意见十分感兴趣，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机会接触了不少的高科技公司。一 、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寄望于新经济的发展 现在全球经济总体上看，TFP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基本上处于百年来的一个低点。如果用几年来不同行业的PMI值的波动可以看得到，现在所讨论的旧经济的增长动力在萎缩以及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旧经济的增长动力在会回落，但是新经济的增长还没有能够完全替代这个回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缺口，也可以看出，未来增长的动力主要看新经济的活动是否可以得到释放。

新经济的创新过程是充满风险的、也往往是需要大量资本参与的，而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分散风险的功能、展望未来的激励功能等，正好是与新经济的这些特征相匹配的。十年前市值最高的中国公司是谁呢？那时候市值最大的中国公司是中石油，中石油市值最高的时候大概在8.8万亿，现在不到2万亿。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时，美国市场上，美孚石油的市值名列前茅，还占很大的比重，但是现在基本是新经济展占据主导了。如果在这个现实需求的基础上，针对新经济特定的融资需求，创新性地调整一下金融体系的一些框架，应当说，资本市场有条件为新经济公司提供更好的支持。

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国的创业市场上，流动性非常充足，相对来说，在中国市场上创新、创业，成功率跟不少经济体比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即便如此，许多新经济公司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还是有一些投融资服务的断点或者是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服务不到的地方。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不同阶段，不同的主导性的产业在不同时期变化很明显，从80年代的手表、自行车，到后来的彩电、空调，然后是房地产、汽车，到现在所期待的主要就是以科技、服务、消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等为代表的新经济。

实际上，从产业结构变化的不同阶段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正在进入到一个需要依靠创新来带动的新阶段。对于活跃的新经济公司来说，核心团队相对稳定和保持控制力，对保持公司的价值有直接影响。

与此相印证的是，风险投资其实也早已开始大规模从传统行业转向新经济。市场调查表明，达到一定规模的新经济公司，对于差别投票权的关注度也非常高。除了要促使商业银行的创新之外，现有的金融体系应当还需要找新的融资平台和渠道，来匹配这些新经济的独特融资需求。当前，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如何促使商业银行支持这些新经济公司，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因为通常意义上的银行贷款等融资形式，往往并不适合新经济的风险收益特征，目前中国的监管部门已经在支持中国的商业银行进行投贷联动等方面的探索，但是总体的规模还有限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体现了历史转折关头的大国担当 记者：无论是过去5年还是现在，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始终是复杂多变的。全面开放的一个重大价值，还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上。

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应该从单纯的国内市场变成整个国际市场。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和扩大开放，实现消费与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重点要解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问题。

我个人理解，这应该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任务来论述的重要意义所在。改革开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重要着力点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其中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随着各大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为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对此，您是怎样理解的？ 张宇燕：新发展理念是什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此，您是怎样理解的？ 张宇燕：为什么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点？我个人理解，无论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还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带一路建设基础之上的。未来，我们还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对我国境内注册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意义重大，意味着我们不仅应成为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者、维护者，还应在国际规则制定、全球制度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们把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放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进行整体分析，就会发现，正是一带一路建设为相对封闭的内陆提供了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新契机。

开放是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如，营造良好制度环境、金融环境、安全环境和舆论环境等，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前不久，中美签署的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中，就包含能源、制造业、农业、航空、电气、汽车等多领域。

对此，您做了哪些思考？ 张宇燕：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多发的世界。比如，可以建立一些体制机制性的补偿办法，包括加大针对失业下岗人群的再就业培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从而更好地解决贫困、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更好推动开放发展的新内涵和新要求。总之，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改革失去方向的困境，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再次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强调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其全球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将是宽广而深远的。

第二，从国际层面，则可通过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以及设定相关制度规则等，促进贸易互利共赢。举例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指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现代化经济体系理应是开放的经济体系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三要营造良好环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您对此有怎样的理解？ 张宇燕：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